斯文·赫定的足迹,1927—1935
斯文·安德斯·赫定(Sven Anders Hedin,1865年2月19日-1952年11月26日),作为“西北科学考查团”的领导者,在1927至1935年的八年间,留下了纵横而复杂的行迹。这些行踪既是探险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研究考查团的历史提供了关键线索。其间赫定的轨迹和日程极为复杂,经多年整理与考证之后,我编制了这份简明年表,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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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27年骆驼探险队
1926年,斯文·赫定与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达成合作,汉莎航空欲开通柏林至北京、上海的商业航线,由于缺乏中亚、内蒙古一带的气象与地质资料,便委托斯文·赫定组建考察队前往中国西北展开科学考察。
1926年底,赫定与先遣人员抵达中国,初步与北洋政府(张作霖主政)接触并商谈考察事宜。
1927年初,赫定与北洋政府达成并签署瑞典探险队在中国西北考察的协议,但以北京大学等机构组建的中国学术团体会向政府施压,考察事宜暂搁。随后赫定与中国学术团体会展开谈判,最终双方共同组建一支中外学者混编的综合考察队,斯文·赫定任外方团长,北大教务处长徐炳昶(字旭生)任中方团长。
1927年5月9日,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从西直门火车站出发,第二日抵达包头,与先前抵达的队员会合。5月20日,骆驼探险队正式离开包头,向阴山以北的草原开拔。5月28日到达8号营地忽吉图,这里是庞大驼队的集结地,察哈尔草原上从各个方向购买的数百峰骆驼正往这里集中,组建最终去往新疆的骆驼探险队。
1927年7月23日,斯文·赫定离开8号营地,向西行进,目标是额济纳,他总共在忽吉图营地逗留了55天。9月28日,大队穿过阿拉善沙漠,到达了额济纳河畔,并建立了48号营地松杜尔。
1927年11月8日,大队离开松杜尔营地,向哈密方向前进,斯文·赫定在额济纳的松杜尔逗留了41天。12月15日,赫定因胆结石病患无法前进,只好逗留在75号营地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大队继续前行,并于1月8日艰难地抵达哈密,斯文·赫定于1月23日抵达哈密。
1928年2月4日大队离开哈密,向乌鲁木齐进发。
1928年2月27日,抵达乌鲁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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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28年往返欧洲
1928年3月,各学科的考察工作在全疆逐渐开展。
1928年5月5日,斯文赫定返回欧洲,原因是战乱当中的中国否决了汉莎航空的通行计划,部分德国气象专家要回去了,赫定不想他的考察队就此夭折,他要回瑞典找寻新的赞助人。离别时杨增新为赫定在同乐公园(今人民公园)的凉亭里准备了饯行仪式,这位清末进士还是颇具中国文人风骨,为赫定十里长亭送别,他们彼此欣赏和信任,只是想不到这里竟是永别。赫定和几名德国专家被汽车运送到塔城,之后出境到达鄂木斯克,乘火车到莫斯科,6月2日经过28天的旅行到达柏林,他与德国人分别,6月5日,他回到了离别18个月的瑞典斯德哥尔摩。
1928年7月7日,杨增新被刺杀,金树仁掌管新疆大权。
1928年8月8日,赫定离开斯德哥尔摩,他要重返乌鲁木齐,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于8月16日到达今哈萨克斯坦塞米伊(旧称塞米巴拉金斯克),先一步出发的汽车技师正在组装为杨增新代购的四辆汽车,杨增新虽然死了,但他的汽车还要运回去,况且从塞米伊开始到乌鲁木齐的旅程还要靠这几部汽车完成。9月3日入境抵达塔城,但因紧张的新疆局势而受困于塔城,迟迟不能动身,这期间,新增加的天文学家安伯特又生病了,莫名其妙的发热,很多天不见好转,9月23日郝默尔医生从乌鲁木齐急急赶来,为安伯特治疗,9月30日,赫定才离开塔城。
1928年10月4日下午,赫定回到离开整整五个月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大本营,这里的气氛已经悄然而变,与其离开前跟当局的友好关系不同,此刻新疆局势颇为紧张,金树仁政府对考察团的工作并不像杨增新时期的一味支持,不仅懈怠,甚至到了横加阻拦的程度,赫定不得不萌生去南京一趟,向政府汇报并寻求新的支持的想法。
1928年12月17日,中外两位团长离开乌鲁木齐,经塔城、新西伯利亚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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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29年美国之行
1929年1月10日,赫定和徐先生抵达北京,随后向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做了报告和演讲。
1929年2月25日,赫定抵达南京,3月8日见到了蒋介石。南京政府给金树仁发了电函,告知考察团的考察是利于国家和民族之事,要新疆政府支持配合。此后赫定去了上海、杭州、苏州,结束了短暂旅行后回到北京。
1929年4月,赫定感觉背部疼痛,在协和医院治疗无果,医生们觉得他背部的肿块急需切除,赫定准备远渡重洋,到美国波士顿找哈维·威廉斯·库兴(Harvey Williams Cushing,1869年4月8日—1939年10月7日),他是一流的神经外科专家。5月13日离开了北京,17日抵达日本神户,21日搭乘“塔夫脱总统号”开始越洋旅行。6月3日抵达西雅图,开始了横穿美国大陆的旅行。
1929年6月10日终于抵达波士顿,经过医生的两次检查,并没有发现肿瘤,并且他的健康状况很好。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会见了许多新老朋友。离开美国前的6月25日,他在芝加哥会见了瑞典裔富豪文森特·本狄克斯(Vincent Bendix),富豪有意资助赫定购买或重建喇嘛庙的计划,并且将这个计划实施在1933年就要在芝加哥召开的世博会上,并且另一份一模一样的喇嘛庙建筑也要建立在他们的故乡斯德哥尔摩。
1929年7月8日,离开美国东海岸前往斯德哥尔摩,他现在回到新疆最佳的路程就是经过欧洲乘坐西伯利亚大铁路到达塔城,他无意间完成了一次环球之旅。
1929年9月底,他踏上了去往中国的旅程,由于进入新疆的护照迟迟不能办理,只好先去往北京。当时中东铁路被关闭,(中国东北铁路的简称,可从满洲里入境经齐齐哈尔、哈尔滨、沈阳抵达北京),只好先去往铁路终点海参崴。抵达海参崴已经是10月14日了,然后乘船去了日本东京,再由神户上船,于10月25日从天津登陆后抵达北京。
1929年10月30日,离开北京前往归化,11月2日抵达百灵庙。在这里他要完成美国富豪资助的计划,寻找一座喇嘛庙,买下拆移或者一比一在芝加哥复建。11月11日开始,他们开着汽车走在四子王、苏尼特以及以东属于察哈尔的草原,对一座座喇嘛庙展开走访调查,11月21日结束考察回到张家口,他暂住在了拉尔森家里一个月。
1929年12月中旬,和郝默尔回到北京,接下来在北京住了半年,起先住在六国饭店,(今华风宾馆,原建筑1988年毁于施工大火,重建后的建筑已与原先大不同),四月搬家到了一座中国四合院。他一边关注着万里之遥新疆各考察分队的工作,也在为进行一次从北京到新疆的汽车之旅的可能性而思考。当然,眼前先要落实的是如何选择和购买一座喇嘛庙,由于冬天在草原上的考察并没有找到合适的喇嘛庙,这项工作陷入停顿,因此拉尔森暂时离开了考察队,郝默尔也为了他长期梦想独自完成一项动植物标本采集的工作而踏上旅程,他要去青藏高原的东南侧,他去甘肃卓尼做野外调查。斯文·赫定想起12月看到人类学家约斯塔·蒙泰尔博士在承德(时称热河)拍摄的万法归一殿的照片,他当时即被这栋古典建筑深深吸引,此时他萌生了复制这个建筑的念头。3月18日,生瑞恒风尘仆仆地从额济纳回到北京,这位离开家三年的驼工已经变成考察队的一名成员。
1930年6月25日,赫定离开北京前去热河,开始考察万法归一殿,同行的有生瑞恒、蒙杰尔和一名中国建筑师梁卫华,他负责测量后绘制这座精美建筑的图纸,并且成为复制这座殿宇的建筑师。注意不是梁思成,是梁卫华,很多史料搞错了,写成了梁思成,此刻林徽因肺结核病发,梁思成陪伴林徽因在香山养病。
为芝加哥世博会准备的喇嘛庙建筑选好了,也制定了复建的计划,赫定给赞助人文森特·本狄克斯发去了电报。好消息接踵而来,郝默尔从北京出发经上海逆江而上抵达了卓尼,并已经完成了工作。而贝格曼在额济纳一带的考古也取得重大进展,他发现了数量惊人的汉简,居延汉简被揭开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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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930-32年为考察队到处筹款
1930年11月,生瑞恒和蒙杰尔归来,他们于8月15日开车出发去给额济纳的贝格曼送相机为主的一批资料器材,顺道也初步尝试汽车去往新疆旅行的可能性,他们把汽车开到善岱庙,之后雇佣骆驼去了额济纳河中游一带,找寻正在考古挖掘的贝格曼小组。
1930年12月2日,为了筹集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经费而不得不发行邮票的计划得到了通过。随着汽车时代的来临,赫定心中复兴丝绸之路的计划愈发强烈。圣诞节前,郝默尔从卓尼归来。
1931年1月25日,蛰居北京一年的斯文赫定离开了北京,他在郝默尔德陪同下从西伯利亚大铁路去往斯德哥尔摩,他要去瑞典找寻新的考察费用,2月10日抵达。
1931年3月,得到了政府再一次的资助许诺。接下来的大半年里,他到处演讲、出版和会见各种名人,用各种方法为西北科学考察团筹措资金。
1932年2月19日离开斯德哥尔摩去往纽约,26日与富豪文森特·本狄克斯见面,商谈了在芝加哥庙宇的具体计划。
1933年1月19日再次抵达北京,组织主持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各项工作,此时进行多年的各项野外工作逐步进入尾声,赫定在北京坐镇,开始了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收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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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933-35年绥新公路勘察
1933年6月底,在一次德国使馆的商务宴请中,意外认识了民国交通部一位刘姓官员,双方在交谈中就新疆和丝绸之路复兴展开了交流和讨论,第二天赫定到了刘姓官员的办公室,详谈了铁路进入新疆的可能性,以及未来内陆修建两条进入新疆的现代公路的设想。赫定探险的命运再一次发生转变。8月5日赫定去了南京,向行政院长汪精卫作了介绍,双方敲定了合作协议,政府委托赫定带队执行两条进入新疆的现代公路勘察工作,北路起点归化,南路起点西安,终点是新疆。
1933年8月29日回到北京,京绥铁路局作为本次勘测的费用具体支付方,又增加了一些勘察细节,即增加一条乌鲁木齐以西的公路勘测,从乌鲁木齐到喀什、霍尔果斯和塔城三者选一即可。
1933年9月底,汽车探险队的成员陆续到位,铁道部派出尤寅照、龚继成和陈宗器三位工程师,赫定从斯德哥尔摩召回了郝默尔和生瑞恒,在张家口雇用了两名蒙古族司机敦格拉和乔木查。在最后阶段,教育部又把黄文弼塞进了队伍。
1933年10月15日,三辆崭新的福特卡车和一辆轻便型小车全部装上了西直门站的火车上,运往归化。
1933年10月21日,赫定再次从西直门站离开了北京,踏上了汽车探险队西行新疆的漫漫旅程。10月31日贝格曼和另一辆汽车也抵达归化。
1933年11月10日,汽车探险队的4辆汽车离开了归化城北门外的某个院子,正式出发。
1934年2月7日,汽车探险队抵达哈密,此时新疆处于战争状态,交战双方是军阀马仲英与盛世才。
1934年3月4日,汽车探险队抵达库尔勒。3月8日,队员生瑞恒被马仲英撤逃部队胁迫至库车,由于战争,原计划的喀什和塔城都无法抵达,库车成为汽车探险队到达的最远之处。
1934年10月底,斯文·赫定汽车探险队离开乌鲁木齐,开始回撤内陆。11月4日到达敦煌,他要在敦煌向西探索去往罗布泊的公路,意欲勘测一条敦煌通向库尔勒的现代公路,恢复唐代大海道的交通干线,最终他到达罗布泊的135号营地,燃油告急而返程,与数月前在新疆向敦煌探索的最远处仅差不到一百公里。
1935年2月8日,汽车探险队抵达西安,耗时16个月的绥新公路勘察野外工作结束,队伍解散。
1935年2月11日,斯文·赫定抵达南京,向民国政府汇报考察成果,3月11日,抵达北京,3月28日离开北京,踏上去往欧洲的回家之路。
1935年4月15日,到达瑞典,此时赫定已7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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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艺术家,涉足摄影、绘画、建筑设计与写作,兼具草原文化与历史研究,专注斯文·赫定中国探险史。著有《寻找隐匿的足迹》(三联书店)。其创作聚焦中国北方边疆的空间记忆与族群变迁,结合影像、文本与田野调查,探讨文化系统的重叠与断裂。“重走斯文·赫定之路”是正在实施的跨媒介艺术项目,以1928-1935年“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行迹为线索,重新踏访赫定及其团队曾抵达的边疆地带。从察哈尔草原、蒙古黑戈壁到塔里木盆地,行程穿越了被遗忘的探险路线与废弃的营地遗址。项目以实地考察、历史档案与影像复原为主要方法,试图在今日地貌与旧时图像之间建立一种对照关系,揭示历史叙述中被遮蔽的层面。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举报。